嘉善才子袁黃（了凡），是一位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人物。

　　袁黃是明朝重要的思想家，他在禪學、民生、農業、教育、軍事、歷法、養生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作為“平民思想家”，袁黃在當時家喻戶曉，名噪一時。袁黃的《了凡四訓》融會禪學與理學，勸人積善改過，強調從治心入手的自我修養，被佛教界推崇為積德行善、改造命運的典范。袁黃的言行經歷對善書（流傳于民間的闡述勸善懲惡的經典）思想的興盛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也對后世的道德倫理思想的變遷產生了重大影響。

　　清代中興第一名臣曾國藩讀《了凡四訓》后，給自己改號滌生，“滌者，取滌其舊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后種種，譬如今日生也’。”

　　胡適先生則認為，《了凡四訓》是研究中國中古思想史的一部重要代表作。

　　但是，海內外的書刊影像，特別是網絡上各種介紹《了凡四訓》和袁黃本人的文章時，又多以訛傳訛，稱袁黃是“江蘇吳江人”的說法甚為流行。更為離譜的是把“了凡之先，贅嘉善殳氏”，說成是袁了凡入贅至嘉善殳家（實為袁了凡的祖父）。袁了凡的祖母殳氏竟變成了“袁了凡的妻子”，這更是對彭紹升《袁了凡傳》中“了凡之先”的誤解。

　　本文根據上海圖書館所藏《袁氏家乘》和袁黃主編的明萬歷《嘉善縣志》等有關文獻資料，參考國內有關袁黃研究的最新成果，對袁黃祖居地、生長地進行實地考證，對袁黃與嘉善地方文化和嘉善人文精神的關系進行分析，以弄清淵源關系，厘清事實真相。

　　世居陶莊

　　袁黃的父親袁仁在《家居八景賦》一文開頭就說：“余家世居陶莊之凈池。”袁黃的曾祖袁顥在《袁氏家訓》文首即言：“予家世居嘉興之陶莊。”袁黃在《重梓袁氏家訓跋》中稱：“吾家舊住陶莊”，袁黃《刻袁氏叢書引》則說：“予家世居嘉興之陶莊，今析歸嘉善。”凡此種種，不一而舉。

　　陶莊與凈池，是袁氏家族的魂牽夢縈之地。他們在此發家興業，豪俠尚義；也在此流離失所，歷盡磨難。

　　世家鼎峙

　　陶莊鎮古稱柳溪，是歷史悠久的古鎮。嘉善最早的縣志《正德嘉善縣志》稱其“土腴而谷嘉，西成之利，倍于他鄉。”陶莊最晚在宋朝已成市，鎮上建于北宋政和中（約1115年）的登瀛橋幸存之橋楹描繪道：“霄迎煙月，踏殘百步。”宋元明初，是它歷史上的鼎盛時期，當地有“天下十八鎮，柳溪第一鎮”的民諺，反映了宋元明時陶莊鎮的盛況。

　　凈池是處于市中心的湖泊，5條主要河流在此交匯，民間稱為“五龍朝陽”。元朝大文豪楊維楨《游凈池詩》寫道：“楊柳淡煙迷隔浦，桃花新水漲前灘。習家回首今何在，風物爭如此地看。”

　　市鎮興盛，大族登場?！洞笄逡唤y志》、《嘉興府志》、《嘉善縣志》等多種方志在提到陶莊時，多以“世家鼎峙，橋亭相望”來描述。當時有陶、鮑、袁、吳、陳、陸、曹、楊等世家大族，他們修建莊園、造橋鋪路、救濟鄉鄰、捐地建學。大畫家吳鎮稱贊“柳溪錯認淵明宅，過橋豈是王弘儔。”（王弘儔：意為與王弘相似的人。晉代汲郡太守王弘有安撫百姓如家人的善舉。）

　　陶氏居凈池之東，門庭顯赫。有宋一朝，陶氏屢登科甲，中舉人數占了嘉善縣三分之一，百代偉人“漫塘病叟”劉宰稱陶氏“榮之浙右”。陶家以好義助人聞名，鄉民“以貧告踵相接，一無吝色。”陶氏建造了嘉善歷史上最早的義塾——陶氏義塾。

　　南宋狀元丞相吳潛的后代居凈池之西。吳潛的嫡孫吳澤在抗擊蒙古入侵的襄陽大戰后回陶莊隱居，韜光養晦，自號雪樵居土。吳澤之孫即大畫家吳鎮，在17歲（1296年）時隨三叔吳森遷往魏塘，吳森在魏塘建造了吳氏義塾。

　　分（汾）湖陸氏居凈池之北。明初宣德年間，陸琦立志“使一鄉之人皆知學，則風俗自變禮義自生”，創辦了嘉善歷史上第三所義塾——分（汾）湖義塾。嘉善設縣后，嘉興知府齊政召“邑之鉅姓”陶莊人陸坦，陸坦“慨然捐金”300多兩，并賃工獻隙地建嘉善縣學。

　　袁黃的先祖袁氏居凈池之南。陶莊袁氏的族譜稱“世居陶莊凈池灘”，《袁氏家乘》稱“元末家頗饒”。袁黃的高祖袁杞山（袁順）當時擁有土地40多頃，堪稱巨族大戶。袁杞山是地方上著名的六經學者，致力于修身求德，“杞山先生豪俠好義，尚氣節人。”他與當地的望族名人，訂結禮儀之社，“皆勇于為善而奔義若赴”。

　　明初“靖難之變”，是袁家命運的轉折點。袁杞山由于反對朱元璋的兒子朱棣篡位，招來大難。袁杞山死里逃生，被迫出走，隱姓埋名，“陶莊祖房拆毀無余。”直到20多年后朝廷歸還田地之令，袁杞山“始返陶莊，”雖“既歸故鄉，”但“原田四十余頃，所復止十分之一。”袁杞山命途多舛，在地方上卻享有崇高威望，他做的最后一件大事，是宣德五年（1430年）新設嘉善縣治的選址定位。當時，地方“父老咸委計于杞山，”杞山則由其兒子袁顥出面代表嘉善父老，說服大理寺卿胡概，改變知府齊政原定西塘的方案。袁黃主編的明萬歷《嘉善縣志》中以“陶莊里民袁顥，方弱冠”將此事詳細記敘。

　　世居遺址

　　由《袁氏家訓》可知，袁家在陶莊的住地有兩處。一是《家難篇》所說的“陶莊祖房”，也是袁氏族譜所說的“世居陶莊凈池灘”，即凈池南的袁家匯。袁家匯背靠凈池，南臨河流彎道，是袁氏始遷地，至今仍是袁姓聚居地。耐人尋味的是從凈池到袁家匯，必經之地是建于明萬歷年間的古橋——“積善橋”，橋之南北兩邊都有勸誡人們行善的橋楹。

　　另是袁黃高祖袁杞山的住處，位置在陶莊的另一袁姓聚居地袁家埭，就是《袁氏家訓》所說的“獨鎮房數十楹猶有存者”。袁家埭位于今陶莊鎮東，在明朝處于鎮區。陶莊古鎮在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遭倭寇劫掠焚毀，現在的陶莊老鎮是乾隆盛世時重建的，但只是原古鎮的一小部分。

　　陶莊袁家埭的袁姓人家，雖歷經數百年，仍能與袁黃晚年的歸隱地吳江市趙田村的袁姓排輩論序。筆者曾多次拜訪蘆墟鎮上的袁黃后人袁炳坤先生，并出示民國時期陶莊人周斌所編《柳溪詩征》中收錄的袁家埭人詩詞。袁老先生看后告知，袁家埭的袁姓人氏，能與趙田的袁氏族譜對上號。因此，袁家埭的袁姓，就是《袁氏家訓》所說的“今陶莊諸侄孫相往來者，于汝輩無五服之外親支。”

　　袁家埭的袁家墻門遠近聞名。瓦宇巍峨的門樓，古樸莊重的石碼頭，精美的木雕和石礎，雖飽經滄桑，卻見證了不平凡的過去。袁家埭還與趙田村在布局上有驚人的相似：村莊都臨活水港，村兩頭都是湖泊，鬧中取靜，靜中見活。

　　故里魏塘

　　魏塘是袁黃故鄉。他生于斯，長于斯，是地地道道的魏塘鎮人。

　　袁黃的青壯年時期，直至他54歲考中進士外出做官之前，大多數歲月在此度過。他的親朋好友、他的師長同窗、他的主要活動，多在魏塘鎮。如袁黃在《了凡四訓》中提到的慈云寺、表兄沈稱等。袁黃還是募刻方冊《嘉興藏》的首倡者，在他罷官回家后，又參與編修《嘉善縣志》等。

　　生長故鄉

　　袁黃“嘉靖十二年（1553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生于嘉善縣魏塘鎮，此時距袁黃祖父上門到魏塘鎮殳家為婿，已經整整80年。袁黃是袁仁第四子，此時袁仁５５歲，老來得子，喜不自禁，以“祥瑞之征”來記述這件事。袁仁寄兒子以厚望，為袁黃取字“慶遠”。袁仁的《嘉禾記》稱：“時嘉靖癸巳歲也。客有朱生永和者，善望氣。七月至余家謂：‘瑞氣蔥郁，當有善征。’及嘉禾生，朱生復至。余指謂日：‘此非所謂吉祥善事耶，爾言驗矣。’朱曰：‘慶色方新，更有進于是者。’十二月十一日，生第四子。是日，朱適自云間返，笑謂予日：‘此足慶矣。’因字之曰 ‘慶遠。’然嘉禾實兆之。爰追紀其顛末。他日兒子有知，當務秋實，毋務春華也。”

　　袁黃小時候不僅聰明，而且學習非常用功。王陽明大弟子、袁仁好友、袁黃的老師、山陰人王畿（號龍溪）說道：“參坡袁公，名仁，字良貴，浙西嘉善人氏。……武塘袁生表（袁黃）從予學習，聰明無比。”王畿贊揚袁黃是袁仁諸子中“最為穎悟”者。

　　袁黃的科舉考試，是與嘉善老鄉乘“同一條船”赴考的?！读朔菜挠枴分杏浭隽嗽S在39歲的“辛未”年，與丁賓等10名嘉善老鄉去考進士的情景：“辛未計偕，我嘉善同袍凡十人，惟丁敬宇賓，年最少，極其謙虛。……及開榜，丁果中式。”袍子在古代不僅僅代表著友誼，還被解釋成內衣，“同袍”更準確的意思是說：“我們是合穿一條褲衩的兄弟！”嘉善人俗稱最要好的朋友為“赤膊弟兄”。因此，袁黃在《了凡四訓》里用“我嘉善同袍”來形容嘉善老鄉，是非常形象貼切的。

　　袁黃的科舉考試，是以浙江省嘉善縣籍應試的。明代考進士時都要填明戶籍（家庭成分、出身）鄉貫（籍貫）。袁黃的科舉考試，首先是在浙江鄉試。袁黃之弟袁袞描述道：“乙卯，四兄進浙場。”1980年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一書稱：袁黃，浙江嘉善，明萬歷十四年（1586年）丙戌科第三甲進士。

　　不同年份出版的《辭?！?、《中國歷代人名大辭典》、《中國歷史大辭典》，以及鄭克晟《袁黃與明代的寶坻水田》、《浙江人物簡志》、《中國歷代家訓大觀》等權威性的典籍，都明確說明袁黃是浙江嘉善人。

　　袁氏后代仍承認他們的浙江嘉善縣籍，認可魏塘鎮東亭橋故里。如直到袁黃去世后200多年，吳江人陳壽熊撰的《袁松巢君家傳》（袁松巢是袁黃九世孫）稱：“袁松巢君，……先世居嘉善，……至君凡九世，其占籍猶嘉善也。”袁松巢編修于咸豐八年（1858年）的《趙田宗祠記》則稱“余家世居嘉善之東亭橋。”

　　故居遺址

　　袁黃故居在嘉善縣魏塘鎮東亭橋，對照《光緒嘉善縣志》的縣城地圖以及實地考察故居遺跡，可以確認其位置在今嘉善縣第一中學內，且時至今日遺跡尚存。

　　袁黃在魏塘鎮的祖居是其祖父袁祥建造的。據《袁氏家乘》記載，袁祥“六歲鞠于殳氏”，由魏塘鎮上醫術世家殳氏撫養。成年后袁祥與殳氏女兒完婚，生一女。袁祥心不在醫，喜好讀書，袁祥之父袁顥“盡授以家傳學術”。袁祥又愛好與名士交往，“戶外之輒常滿”。這讓袁祥的岳父大為不滿，在袁祥的女兒僅數歲時，招錢萼為孫女婿，后來殳氏家產全部歸錢萼。錢萼學得殳氏醫術，成為江南一代名醫。袁祥卻因妻子去世“毫無所取，煢煢一身”，于是，袁顥為他娶配平湖巨室大戶朱氏的女兒，“資送甚厚”，善于料理，袁家遂大起。

　　袁家在魏塘鎮上的莊園，袁黃之父袁仁在《家居八景賦》中有詳細描繪：“吾父……自筑室于亭橋之滸。堂之東復筑一廳，植杏于庭，而以軒臨之，曰‘怡杏軒’。東北有園，植藥草三十余種，曰‘種藥圃’。軒之東起小樓，樓前有山，曰‘云山閣’。閣后有堊室，曰‘雪月窩’。窩之北有池，植藕其中，曰‘半畝池’。上有橋，曰‘五步橋’。繞池皆植芙蓉而虛其南，曰‘芙蓉灣’。灣之南植薔薇，而周圍以木架之，曰‘薔薇架’。”袁祥營建的庭園當時非常有名，“客至則對酒賦詩，評花詠月，陶然有忘世之趣。”袁仁在《怡杏府君行狀》中則說：“卜地于東亭橋之滸，既筑正寢，庖庾館舍靡不備矣。”袁黃的父親袁仁及袁黃本人，都出生于東亭橋的莊園。

　　袁黃的出生使袁家住房顯得狹窄，于是袁仁在旁新建房屋以居。袁仁在《新筑半村居記》中說：“嘉靖癸巳，四子慶遠生，舊廈隘不能容，爰筑室于其南，中為堂三楹，堂之前為門，門臨溪，即所謂魏塘河也。”

　　“東亭橋之滸”即在東亭橋的河邊。東亭橋東西向橫跨于菖蒲涇上，位置就在與老亭橋路交會的中山路。菖蒲涇曾是魏塘鎮南北流向的河流，南與華亭塘（市河）相匯，北有魏塘河流入，后被填埋修成亭橋路，老亭橋路的走向基本與菖蒲涇相吻合。據此，可以確定袁家在魏塘鎮東亭橋的莊園及故居位置，其莊園就在今魏塘鎮亭橋路西嘉善縣第一中學內，即今天人們常說的慈山。這一古跡后來因曹廷棟修筑慈山而出名，卻遺忘了它的更久淵源、它的更深內涵。

　　袁家莊園在明末清初時，變成了錢士升相國（1574—1652年）晚年的息園。清乾隆年間，息園又歸曹庭棟，改稱東園，咸豐十年（1860年）遭兵燹而廢。值得慶幸的是，袁了凡的祖父袁祥“壘石為山”之山，“種蓮養魚”之半畝池，其山其池，雖歷經滄桑，卻大體保存了下來。袁黃在魏塘鎮上的故居，就在慈山古跡以南的位置，即今天的嘉善縣第一中學大門南圍墻至中山路一帶。

　　嘉善之子

　　嘉善地處江南腹地，風俗淳樸，人情溫厚，文人才智之士，學識淵博之輩，代有其人，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袁黃一生中，對他影響最大的一是他父親、浙西名儒袁仁，另是南京棲霞寺的嘉善人云谷禪師。因此，袁黃的出現，袁黃思想的形成，既是袁家幾代人教育培養的結果，也是底蘊深厚的嘉善地方文化滋潤的產物，是嘉善之驕子。

　　家族訓導

　　日本學者酒井忠夫在其《中國善書の研究》中指出：“袁了凡的學問和思想，創造的原因是他的家庭傳統對他的影響。”袁黃在袁氏家學傳統的培養中成長，他的曾祖父袁顥在《袁氏家訓》中，提倡救世助人、修身積德、積善行善、謙虛修德等規范訓誡。

　　袁黃的父親袁仁“博極群書”，天文地理歷書兵刑水利醫學等，無不精通，家有藏書兩萬余卷，號稱文獻世家。袁仁對儒學具有很高的造詣，與大學者王陽明、王艮（號心齋）、王畿（號龍溪）等在學問上有交往，跟唐伯虎是知己。袁仁以賢能聞名于地方，曾被選為“耆賓”，主持地方的祭典。

　　袁仁博學又善于教育，對袁黃早年的影響極大。他對袁黃教導的重心在修身：“士之品有三，志于道德者為上，志于功名者次之，志于富貴者為下。”袁仁臨死前將藏書全部托付給了袁黃，沐浴更衣，筆錄“附贅乾坤七十年，飄然今喜謝塵緣”一詩，投筆而逝，達觀瀟灑。袁仁夫婦信仰佛教，袁仁還把敬信三寶當作必須遵守的家法。家庭的教育為袁黃思想的形成播下了最初的種子。

　　云谷點化

　　《了凡四訓》是一部以袁黃個人經歷作現身說法來訓示兒子的家訓。它著重記述了袁黃在37歲那年，在南京棲霞寺云谷禪師的指點下，徹底改變消極的人生態度，由信道術到信佛理的思想轉變歷程以及力行功過格的情況。

　　據《嘉興藏》記載：“云谷禪師，名法會，號云谷，浙江嘉善縣胥山懷氏之子。”云谷禪師是當時佛門的一位高僧大德，19歲開始參學，尋師訪道。開悟之后，韜光養晦，專做苦行，幫助復興了棲霞道場，著有《云谷和尚語錄》。

　　袁黃聰明用功又博學，但他的科舉之路卻極不順利，考了30多年，直到54歲才中進士，實屬不易?！读朔菜挠?middot;立命之學》記述了隆慶三年（1569年）袁黃從北京南回，在心灰意冷之中，“訪云谷會禪師于棲霞山中。對坐一室，凡三晝夜不瞑目。”云谷對袁黃的宿命觀不以為然，用佛教善自獲福、惡自受殃的因果報應思想及儒家的修善立命觀念以及禪宗的善惡福報義理，開導袁黃掌握自身的命運，勸袁黃放棄傳統的宿命觀。云谷告誡袁黃：“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后種種，譬如今日生”，“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他勸告袁黃要以積極的道德行為求得立命之道，以先天的命運可由后天的修善加以改變的觀念，“擴充德性，力行善事”，“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命運是可以改變的！云谷出示功過格給袁黃，把功過格作為一種道德自律的工具，要求袁黃把每日所做的事，按其善惡增減記數。云谷對袁黃的“心性”修養影響最深最大，徹底改變了袁黃的宇宙觀，云谷相會是袁黃人生的重大轉折點。

　　了凡出世

　　袁黃受教于云谷之后，恍然大悟，豁然開朗。他認識到自己宿命論的錯誤，從追求不墮落是凡夫的理想出發，把自己原來的號“學海”改為“了凡”，在于他由此“悟立命之說”。“從此而后，終日兢兢，便覺與前不同”，“上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邪”。袁黃把從云谷那里學得的功過格，作為自己積善立命，開拓命運的工具。隨后，通過善書信仰和實踐，袁黃得子、及第、長壽，完成了福祿壽的民間最高愿望。袁黃因此盛贊這一將佛門義理與儒家倫理于一體的“立命之說，乃至精至邃，至真至正之理”，并在《了凡四訓》中提出了10個行善的綱領。

　　功過格把每日所做之事，按其善惡增減記數，是一種道德自律的工具。功過格的出現，標志著中國人認識到可用自己的雙手改變命運、改變吉兇，這是精神生活中劃時代的成果，“也是最具中華文明特色的事物之一”。袁黃作為功過格的提倡者和身體力行者，在《了凡四訓》中融會了禪學與理學，勸人積善改過，強調從治心入手的自我修養，在當時的社會上流行一時。袁黃強調個人改變命運的力量，用善書來鼓動社會流動和提升個人的社會地位，其言行經歷對善書思想的興盛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對后世的道德思想、倫理思想的變遷產生了重大影響。

　　因此，我們可以說，袁黃思想的形成，了凡的出現，是底蘊深厚的嘉善地方文化滋潤的產物，是與人為善、戒惡揚善的嘉善人文精神涵養的結果，是對“嘉善”這一縣名的最好詮釋。